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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1-18

在海岛上看短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每到年关,各式各样的盘点、总结,都如同窗子上结的霜花般浮现在眼前。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会选择“封闭”。疫情反复、影院停业、新片断档,国内不少影展都杳无音讯。于我来说,大半的时间只能赋闲在家。

  因此,在去年年底接到HiShorts!厦门短片周邀请的时候,我感到格外兴奋。一方面,我们早有共识,在长片制作领域全面受阻的当下,短片已然成为我们了解青年影像工作者所思所想的得力工具;而另一方面,就创作本身而言,随着样本的数量的激增,一种针对于短片的全新评价体系似乎正在破土而出。

  山川湖海,电影与爱——这是本届HiShorts!的标语,取自万青的歌《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的一句歌词。当印着这句标语的展板矗立在鼓浪屿内厝澳码头登岛的入口,欢迎着纷纷到来的影人、媒体、影迷,甚至是从海的另一头返还的乡亲们的时候,我感觉它贴切得像是在此处自然生长的景点一般。

  跨进厦门第一码头大厅,买票,安检,刷身份证,在平台上转过几个弯,走到泊船的等候区域,隔着栏杆的缝隙,眺望眼前的大海,等待指示灯亮起,随后大门拉开,跨着背包登上甲板,挑一个离海面最近的座位坐下......

  HiShorts!的开局是如此让人惬意,以至于我不由地在心里提醒自己,此行是带着报道任务的,而并不是来度假的。

  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开在海边的电影节,上岛之后经由海风的吹拂,几天前被发烧抑制住的味蕾隐隐地有了复苏的迹象。

  岛上的游客并不多,目力所及处是大片长有气根的树木,还有坐在家门口晒着太阳的老人。道边的餐厅大多都不营业,影展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就连他们出门吃饭也要靠运气,晚上超过十点后,我在整条长街上只找到一家还在开门的铺面,是由住家改建成的麻辣烫店,闪着孤单的灯火。

  杨超导演在论坛上谈到他对鼓浪屿的观察,说这里的年轻人很多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基本是家里的长辈们,这是一个被旅游文化侵蚀了本土文化的地区。我深以为然。本届HiShorts!期间的鼓浪屿,散发着清冷的疏离感。

  会场设置在鼓浪屿美院,无论到码头还是住所都很方便,步行即可抵达。在我眼中,这也是一所奇妙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与传统的宗教图腾在园区里融洽共存,我头一次见到跑道的尽头不是沙坑,而是一尊眉目庄严的菩萨像。

  放映活动集中在阶梯教室、先锋剧场两个主要场馆,每场放映的容量在8部短片上下,最短的10分钟以内,最长的超过40分钟,单场观影消耗的精力不会少于完整观看一部长片。每个场馆从早到晚开启四个场次,两个场馆同时开启不同组别的放映场次。所幸,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就不足十米,转场很方便,如果碰上之前看过的作品,换到另外的场次即可。

  除室内放映外,HiShorts!还设有露天放映、主题论坛、创投会议等特色活动。我旁听了一场名为“故事大会”的评奖会议,评委们要从八篇非虚构特稿当中,挑选出一个最适合改编成影视的故事,和一个最适合改编成纪录片的故事。拥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中奖的可能性不低。

  论坛探讨的话题也很多元。HiShorts!素有邀请跨界嘉宾的惯例,这次诸如庞宽、沈黎晖、梁龙、马飞等音乐人对影像创作的观点同样有不少亮眼之处。正如论坛取名的思路一般,“琴棋书画”,短片这种尚未被祛媚的艺术品,更迫切地呼唤着混合媒介的涌入,以扩充它的边界。

  据总策展人王小曼说,本届HiShorts!入围短片达到180部,要在一周内完成放映和评奖,放眼世界范围内的短片节展,这样的密度和强度也算是位居前沿了。高速运转的节奏,会给排片策划带来极大的困难,很容易使得足以传达态度的竞赛单元最终沦为“为放而放”的机械划分。

  而难得的是,我在紧凑的日程中,仍旧看出了一些新意。譬如以《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为代表的几部“私影像”剧情短片被排布在一起;以《火星孤儿》为代表的几部强设定动画短片则接连放映。组委会有意识地将所谓“同类项”靠拢起来,帮助观众建立一个比较的坐标。

  我印象最深的两部竞赛短片,恰好在豆瓣都没有词条。其一是由武子杨导演的动画短片《巴石河2030-6 Plus》,虽是动画制作,可投射到幕布上几可乱真。导演跳跃性地把他的目光投向2030年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早在上个世纪末,流经此处的巴石河就已经在生态意义上被判定死亡,它的庞大尸首横亘在城市的中央。

  然而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入驻,却使得这条河流在CG渲染的虚拟场景里重焕生机,就此引发画外音关于数字指令、全息监控、真实与虚假这一系列的探讨。所谓“元宇宙”与短片创作的结合,说起来或许抽象而空泛,但随着动画图形的变幻对我们的指引,我们仿佛真的步入这座新生城市的内驱,科技网络成为了它操纵肢体的神经元。我很喜欢这部短片,既称赞其高超的作画技术,又欣赏其对于概念的捕捉与贯彻。

  第二部是陈诗导演的纪录短片《幸福城》,聚焦于昆明官渡区臭名远扬的烂尾楼盘“别样幸福城”4号地。2015年,这几栋楼房违约停工之后,业主从街道办跑到市政府,得到的回复无有意外,全部都是“再等等”。2020年5月开始,陆续有业主因为顶不住经济压力,决定搬入四面透风、没遮没挡的烂尾楼。

  该短片忠诚记述了居民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烦恼与痛苦,以及在于政府人员交涉过程中的忐忑和焦虑。短片的片名即小区名字的原样,然而当它被提炼出来后,又表达了那么强烈的讽刺意味。相比纪录竞赛里的其他短片,它更粗砺,更少见人为的干预,或二度创作的痕迹,但这丝毫没有削减它的能量,反而增强了。如果说纪实影像该当存有一些使命的话,就应该是像这样,帮我们抵抗对沉重记忆的遗忘,让我们不必重蹈覆辙。

  我还看到了不少足以称之为“它山之石”的短片,它们是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那达夫·拉皮德与戛纳金摄影机奖得主陈哲艺执导的作品,有旧亦有新。看这两位名导的作品更能给我一种清晰的感受,那就是早在短片创作中,他们就已经找到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

  拉皮德的《婚礼摄影师的日记》是我在本届HiShorts!上所见的导演技法最强悍的一部,它的剧情很简单:一位当地最会拍照的婚礼摄影师,深度参与到新人在正式婚礼之前的婚纱照拍摄历程。摄影师的智慧和危险,改变了新人们的命运。同时,整部影片又意蕴复杂,满是哲思,配以拉皮德惯用的手持摄影和甩镜技法,炫目无比。本届评审主席陆川导演,同样在映后连线中反复向拉皮德表达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通过陈哲艺的过往作品,则能够看出他偏好题材的流变。从“学语期”习作王家卫、主打暧昧平行剪辑的《G-23》,到戛纳获奖的《阿嬷》,再到带有命题作文性质的《回家过年》,对家庭关系的描绘逐渐占据他所作影像的主调。

  在一段连贯时间里体会某位创作者的风格,似乎一直以来都是名导们的特权,但HiShorts!同样为新生导演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每天日头西垂之后,露天放映的灯光将会亮起,主题便是所有入围竞赛单元的导演以往作品的合集。这对尚且声名不显的导演们被公众了解,无疑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帮助与支持。

  我对“如何评价短片”这一问题的思考,开启于去年柏林电影节短片单元策展总监Anna Henckel-Donnersmarck 在面向国内观众的一场放映前的引言:

  短片策展,通常都会被用作选拔创作人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创作理念的证明,或者是作为创作长片的练习。我们愿意去审视短片,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对我们而言,它不是一张名片,不是天赋的证明,也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新人导演。更多是影片本身,作品本身。

  关于短片和长片的关系问题,我想到一个比喻。如果把电影的载录介质比作画卷,那么长片就应该是一幅长卷,绵延的、舒展的、有余量可以折叠起来的;而对于短片,则更像是一副精悍短小的架上作品,一眼通透,一目了然。

  短片和长片最大的区别正是由最根本的时长引起的,但观众们对于银幕时间感知的变化,并不只遵从简单的加减法。与长片相比,导演在短片中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放大,每一笔都会更引人注目。这种凝视与聚焦,与观众对惊喜的期待息息相关。

  正是因为时长变短,观看也会变得更加宽容,无论是拍摄还是欣赏,所付出的成本都大大地降低,这就给了导演们相比长片更大的自由度。从我个人看短片的经验出发,可以粗略地按照面貌将短片分为两个类别:传统叙事类和概念实验类。叙事类讲求清晰的线性思维、因果、逻辑;概念类则是以一种纯粹的理念、动作、情境出发,采用非常规拍摄手段丰富内容。

  这两种类型没有高下之分。叙事类短片更容易理解,却也更容易拍成陈词滥调;概念类短片看似不着边际,极难代入,但当我们坚定感官、相信直觉的时候,便能够接收到更为直观的冲击。但有一种表达我认为是生涩的,也是我在HiShorts!看到多部短片的感受,那就是夹在这两种类型之间,含混着传统镜头语言与超现实思维的作品。

  就拿纪录单元的短片《我们一起游荡在高墙的缝隙中,然后被冲进下水道》为例,影片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意象——在大楼里面不断生长而又被不断铲除的钟乳石,以此代指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

  但就手法而言,还是采用了真人出镜、大段念白的形式。如果导演愿意选择彻底抽象化的表达,可能会收获更灵活的、有辨识度的成果。当短片的两种类型的评判标准愈发了然,处于中间地带的影像只会显得愈发语义模糊、话音孱弱。

  换个角度想,这也是诸如HiShorts!这样专业的短片电影节存在的价值。导演们只有在不断的拍摄训练中,才能找到自己的表达点。陈哲艺在《爸妈不在家》名扬戛纳之前,曾有过10余部短片的创作经验,拉皮德在《同义词》获得金熊奖之后,仍旧回归短片领域,而做出类似选择的创作者绝不止他们两人。

  世界范围内甘愿花费十余年时光拍短片的导演比比皆是,他们并不是不敢触及长片,而是把短片创作当成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怀有深耕短片的信念和决心。

  对于国内青年导演,短片更有着别样的意义。正如陆川导演在论坛中所说,短片或许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绕过审查,实现相对意义上“表达自由”的唯一路径。但据我所知,国内的短片制作仍旧深深地与广告、宣传、某种强烈的目的性绑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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