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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7-07

又卡了、掉线了、没人说话了经历半年视频会议你还好吗?

  疫情让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成了奢侈。面对面交流是其中之一。视频会议、视频教学、视频问诊……当现实中的个体变成一张张被电子屏幕框住的脸孔,有人如鱼得水,但更多人感受到的是疲惫。无论使用的是钉钉、腾讯会议,还是其他视频会议软件,操作界面未必相似,疲劳感却是相通的。外媒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zoom fatigue)来特指视频会议带来的疲劳感。

  为什么足不出户反而更累了?为什么远程沟通比面对面交流更耗费心力?果壳与在疫情期间频繁使用线上视频会议软件的大学老师陈如珍、心理咨询师阿茗聊了聊。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讲师陈如珍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堂用zoom上的网课结束仅仅五分钟,就收到两封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满是对网课的不满:“老师你真的很热情。但我有些建议想跟您说。可以不要一直不停地切换、跟我们互动、问我们问题吗?坦白说过了一阵子就开始眼花缭乱,然后慢慢沉不住气。”

  互动性强是陈如珍老师平时上课的一大特点——提问、回答、参与讨论——zoom中的聊天室、投票等互动性较强的功能让陈老师误以为,能够将平日教室中的教学模式复制到zoom网课中来。结果,学生在邮件中发出“灵魂拷问”:“很想知道这节课最最最重要的——要说什么?”费尽心思地备课、自信满满地打开zoom会议室却惨遭滑铁卢,这让陈老师感到十分挫败。

  虽然是视频上课,但是大部分学生会选择把摄像头关掉。打开zoom会议室的页面,陈老师面对的是一排排网格里的名字,“我自己往往是唯一把镜头打开的人。上课时几乎看不到学生的脸,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打在屏幕上的字。”

  上课时只有听觉,这对陈老师来说是一种挑战。陈老师说,人类学学者在做田野调查时需要“五感全开地去听、去看、去闻、去感受,透过不同的感官收获顿悟”。以往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眼皮底下,对于陈老师来说,这些表情和动作的细微变化都是必要的信息,她会根据学生的状态来调整讲课的方式。

  但是上网课时,这部分信息几乎是接收不到的。陈老师说:“讲了笑话也听不到笑声,也许有人笑但是因为网络有延迟或者被屏蔽掉了,我只能想象他们有笑。”想要确定学生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听懂,陈老师不得不在上网课过程中直接问,“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啊,我好怀疑哦”,学生会回一个“拍手”或者在聊天室里打字回复说“有”。

  学生的“隐身”让陈老师觉得上网课会更累,“相当耗费脑力,比面对面上课消耗的精神要多很多倍。”

  长居北京的心理咨询师阿茗也在新冠疫情期间做了大量的线上工作。在疫情之前,线上视频咨询就是阿茗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大概是线这样。”即便如此,阿茗还是觉得,做视频咨询比面对面咨询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会更累一些。

  平日做面询的咨询室按阿茗喜欢的风格整体布置偏暖色系,阿茗和来访者会分别坐在两把舒适的沙发上,前面放着一个小桌子。两把沙发大概呈九十度角摆放,“两个人大概是这样一个斜着的角度,这样谈话的感觉会好一些,更容易让人放松。直视的话会有一种对峙的感觉。”

  视频时,各自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的咨询师和来访者就成了对峙的状态,很难像面询时那样放松。“首先是眼睛比较累。面对面的时候是看来访者的整体,眼睛会比较放松,视频的时候就只有那么小的一个屏幕,一个咨询五十分钟一直盯着看下来就感觉很累。”阿茗说。

  另外,网速不够快、视频卡顿、耳机没电等不可控的事情都会干扰阿茗的思路,让她没有办法实时同步对方的情绪。

  “面询的时候也是有空气凝固的时刻、沉默的时刻,但是那种沉默是有意义的,”阿茗向果壳解释,可能是因为讨论到某个话题,在这一刻两个人都感受到了某种情绪,然后情绪同步了,这时候沉默比较好。沉默也可能是因为咨询师让来访者觉得很有安全感,“作为咨询师就需要去觉察这种沉默,猜一猜到底代表了什么,自己试着去解读它,然后跟来访者去讨论这个部分。”

  但视频的时候如果出现没有声音的情况,阿茗会怀疑是网络的问题。电子设备种种临场的“崩溃”都使得咨询的过程不如面询时那么流畅,“人就容易觉得烦、觉得累。”

  “疲劳”,“累”,“耗费心神”……疫情期间被困在家中足不出户,省去了上下班漫长又拥挤的通勤时间,但似乎大家都更累了。这种疲惫的感觉从何而来?

  “人会散发出来某种感觉,”从来访者走进咨询室的那一刻起,阿茗会开始观察这个人的着装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心里有一个评估,“你跟她/他面对面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所有的器官都在感受着对方。”

  人与人的交流并非只靠语言,人即使在沉默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交流。在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部分地关注谈话的内容,同时也会从几十种非语言线索中获得额外的信息——对面的人微微点了下头,眨了一下眼睛,皱了下眉,叹了口气,快速吸了一口准备打断你,不停地挪动双脚坐立不安,等等。美国人类学家雷·伯德威斯特尔认为,在典型的两个人的交流中,语言所起到的作用不到35%,其余65%的信息必须通过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符号来传递。

  谈话中的文字信息加上非文字信息,帮助我们在脑海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关于对谈者的画面,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对方想要传达的内容,以及对方期待得到的回应。而且,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感受这些非语言线索是无意识的、非常自然的,并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去解析这些线索。

  陈如珍说,“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专心、有没有投入到那个课里面,从身体的动作和面部表情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在教室面对学生时,眼睛看到就已经在心里把这部分讯息处理了,并不需要额外去问。阿茗说,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在面询的时候会更加直观,“一个人做出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眨了下眼,都有可能在另一个人心里引起一个龙卷风。”

  在使用线上视频、音频工具进行交流时,对非意识线索的察觉、吸收与反馈无疑是大打折扣的。回想一下那些模糊的画面、定格的屏幕、断断续续的谈话、带有回音的声音、延迟的笑声,从中捕捉到一个眼神和微微颤抖脸部肌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面可能在哭可能在笑,但是没有发出声音,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捕捉到那种很直接的情绪。”阿茗举了一个心理咨询的例子:童年时受到父母虐待的来访者会一直保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在面询时会将那部分体验、童年时与父母的互动方式在咨询室里重演。这样的来访者会把咨询师当作那个从小虐待他的亲人,“移情就产生了,她/他会把你当作发泄的对象,可能会骂你。咨询师会感受到来访者的攻击性比较强,情绪状态更强烈。”但是这部分感受在视频的时候被大大地削弱了,相应的,咨询师给出的反馈也会有变化,治疗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无法直接接收到原本可以心领神会的非文字信息会让我们产生焦虑和疲惫的感觉。心理学家认为,视频通话中,当看到的画面与听到的声音不同步时,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混乱,认为哪里出了错,并想要努力地去修复这个错误,因此大脑做的工作其实比面对面交流时更多。在线上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都在苦苦寻找那部分缺失的信息却一无所获,从而陷入焦虑不安、心烦意乱的状态中,感到十分疲惫。

  “我们通常认为,面询的效果好于视频,视频好于语音。这三个是有等级排列的。”阿茗比较了三种不同咨询方式的效果,但是她强调说,语音的好处是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听觉上,这样就可以捕捉到很多很细小的声音上的变化,“如果说你加工的是整个视频的话,你肯定又要看又要听,就会忽视掉一些声音上的细节,但是在只有音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对于声音的一个把握。”

  经历了第一次的滑铁卢,陈老师发现学生们对网课效率的期望比较高,“他们就想你全部讲完,如果中途觉得无聊了随时可以走掉,因为这里不是教室。”因此,在随后的课上,陈老师让学生把网课当作广播或者podcast来听,甚至不需要打开镜头,“我会和学生说,你可以躺在床上、吃东西或者干嘛,只要不睡着就行,但要把注意力放在听觉上面。”

  图丨Photo by Marcel Friedrich on Unsplash

  减少了视频画面的干扰,把听觉方面的注意力开到最大,陈老师认为这样的教学效果反而会更好。纽约时报的文章《为什么说Zoom很糟糕》中也提到,相较于有缺陷的面部表情,还不如什么表情都不看纯靠听觉——视觉输入的缺失可能会提高人们对谈话内容的敏感度。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认为,相比较视频通话,电话会给人一种高度在场的感觉,电话接通时会感觉对方的嘴就在自己耳边,反之亦然。

  在把听觉放到第一位的情况下,陈老师减少了枯燥的理论知识的讲解,转而把网课的重点放在了讲故事上,“这样的讲课方式比较personal(个人),有点像把我自己的思考讲出来这样子,比较不像一个公开演讲。如果学生真的听得很专心的话,因为其实看不到别人,可能真的会觉得我就是在跟她讲话。”

  同时,陈老师自己也更容易捕捉到学生说话时短暂的停顿和轻微的语气变化。接收到这些听觉中的非意识层面信息让她觉得,哪怕看不到画面,“跟学生的互动的隔阂感会减少”。网课结束后,学生也不吝啬积极的反馈,“谢谢你”、“很有趣”、“学到好多哟”,这些直接的反馈都是以前在教室上课是不会出现的。

  线上交流会抑制信任,线上交流会让人产生孤立、与社会脱节的感觉,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神经学家通过研究得出了这些结论,尽管后两点在疫情期间可能恰恰相反。陈如珍老师说,对于疫情期间被困在家中寸步难行的学生来说,网课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与外界的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隔离带来的焦虑与孤独感。而对陈老师自己来说,用zoom上网课也成了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会想象自己和电脑是一体的,科技是我感官的延伸,不断地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去适应这个平台,同时学生也在不断地调整、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

  陈老师的说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把媒介定义为人的身体或大脑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眼镜是眼睛的延伸,自行车是脚的延伸。印刷品扩张了人的视觉,却同时疏远了其他感觉,造成人总体感觉能力的失衡。电视则不同,电视不仅扩张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还因强烈的临场感扩展了人类的触觉,因此,人能通过电视这种媒介重新回到感觉平衡的状态。

  对于在线视频会议这种媒介,临场感的缺乏、视觉线索的丢失,显然让人又一次陷入了感觉失衡的状态。在线视频会议消弭了物理距离,将身处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到同一块电子屏幕上,可沟通的障碍却有增无减。

  各大科技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利用AR、VR技术创造出一个虚拟的共享空间、通过丢失更多的现实线索让与会者更加“身临其境”,在赛博空间里重建平衡。

  阿茗常常觉得线上咨询久了以后会陷入一个工作的瓶颈期,该聊的都聊过了,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时她会试着邀请身处异地的来访者来北京做面询,以加深彼此的信任。阿茗说:“在线上总还是有一种很遥远的感觉。”

  这个学期,有些学生陈如珍老师从来没见过,“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这样的师生关系让陈老师觉得有些悲哀,在她看来,教育不仅仅是教授知识那么简单,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感情也很重要。陈老师说:“我希望等一切都过去以后,如果他们回到学校来要告诉我一下,见个面说几句话。”

  [4] 陳如珍 (2020). 《Zoom! 飛速教室裡的人類學你慢慢來》. 引自芭樂人類學

  原标题:《又卡了、又掉线了、又没人说话了——经历了半年的视频会议,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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