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直播间”何以维系：抖音平台素人主播的希望实践

　　抖音推出全民带货以来，许多普通人被“直播淘金梦”吸引，却日复一日地经营着无内容、无观众、无收益的直播间。为了回答这种看似荒诞的实践何以维系，本文深化了希望人类学“希望作为一种实践”的论点，关注希望如何为行为复制与复原提供动力。本文发现，在“做数据”式直播知识难以奏效后，部分主播仍坚持开播，表现出了极强的行为韧性，这种韧性具有深层次的媒介技术逻辑：一方面，算法带来的极端不确定性促使主播不断降低直播成本，实现自我保存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平台具有强大的用户黏性，作为直播平台上的产消合一者，人们随时可能被唤回主播身份。较之既有情感劳动研究，希望实践路径下的希望不是被筹划与整饰的情感资源，而是具有独特演进逻辑的自主性实践。

　　直播带货书写的消费神话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主打视频创作的抖音也试图在其中分得一杯羹。为了突出重围，抖音提出“全民带货”策略，出台一系列针对“底层”而非“头部”主播的流量扶持政策，主打挖掘素人主播。当一群“平凡人”投身于网络直播快车道，被一个个“流量神话”激起雄心壮志，“希望”、“发财”、“正能量”成为素人主播口中的高频词汇。这是一群自身毫无爆点且身无所长的“素人”，他们既没有李佳琦的“种草带货”能力，又不像李子柒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更无法在游戏、体育等垂直领域贡献专业解说。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互联网“创业”目标——通过抖音直播完成人气变现，赚取带货佣金。表面上看，这种“财富梦”成为驱动素人主播的主要动力，他们为了追求财富自愿加入一场赌局。

　　现实则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流量神话背后永远是不被看见的大多数，素人直播间的常态往往是观众难以突破个位数。并且，这种直播很可能不仅不赚钱，反而倒贴钱。主播们为了提高进人率、保持留存率，往往会自掏腰包购买平台流量推荐，更不必说前期还需购买直播设备、学习课程等。其实，主播们无论在直播间还是在私下交流中从不讳言上述问题，甚至常常明言自己不仅苦于过度劳动，还一直在“被割韭菜”，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之中。既有研究对此有所涉及，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研究运用数字劳动、情感劳动等概念框架来讨论直播中的劳动控制、异化、剥削及媒介技术与资本复制的关系问题（涂永前，熊赟，2019）。然而，如果将主播描述为无力对抗技术与资本的弱者，某种程度上会极大地消解个体实践的丰富性。对于一众素人主播来说，他们明知自己身处被异化、剥削的境地，却甘愿一次次押上仅有的筹码（时间、精力、经济成本）等待“庄家”开局。在初步接触这些“直播创业者”群体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许多疑问：在几乎没有尝到甜头的情况下，素人主播为什么仍然愿意放弃所谓的“理性”，不断加大时间、精力与经济成本的投入？实践的动力从何而来？

　　素人直播创业可谓前路漫漫，直播间既无观众又无收益，看似漏洞百出、难以为继，却在抖音平台上日复一日地上演着、复制着，它们同时打开无数个镜像般雷同的空间，共同形塑奇特的网络景观。表面上，抖音缔造了一个“全民创业”的造梦空间，让不计其数的普通人看到实现财富梦想的希望，似乎正是这种希望让素人主播趋之若鹜。现实中，素人主播遭遇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苦心经营着门可罗雀的直播间。当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裂隙赫然在目，是否能将素人主播的一切行动全部归结为“财富梦”的驱动？当失败的经验不断积累，是什么让主播们继续相信未来具有成功的潜力？技术的复杂性带来结果的不可预测，主播们又是怎样在实践中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计划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未来指向，涉及一个鲜少为人提及的研究主题——希望。

　　伴随着社会科学的“情感转向”，研究者们试图“捕捉”暗物质一般不可见的情感，“希望”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对希望的不同定义，形成了希望研究的不同路径。实验心理学将希望视作个体内生性情感，编制出一系列量表对其加以测量，试图探究希望在学业成就、临床治疗、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所能发挥的功能（刘孟超，黄希庭，2013）。情感社会学取向的学者将希望视作一种超越个体的社会心理现象，认为希望不是个体拥有的属性，而是人际互动的情境、关系与流动所产生的结果（Coyle & Atkinson， 2018）。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希望看作一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的社会资源（Giroux， 2004），“通过希望塑造主体”则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因此需要一种“希望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下希望的生产、分配机制（Hage， 2003：13-20）。上述路径将希望放在个体心理层次，或放在社会结构层次，难以兼顾情感的社会性、动态性、情境性和个体性（袁光锋，2021）。

　　不同于以上研究，希尔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提出“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概念，将情感处理为对世界的实践性参与，主张在“情绪行为—情绪反应—情绪行为”的曲折回路中对包括隐性知识、意外结果在内的情感实践加以考察，以弥合结构与能动、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Scheer，2012）。事实上，这种将希望视为实践的做法在人类学中十分普遍，它们为希尔理论层面的创想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案。

　　希望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乐观、期望等情感体验，同时可能向焦虑、恐惧流动转换。这些概念之间边界较为模糊，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希望与简单的乐观（optimism）、期望（expectation）不同，乐观仅仅是一种不具备目标的抽象情绪，期望虽然指向目标却不讨论如何实现，希望则在“期待感”之外还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Kavedžija Iza， 2016）。不仅如此，希望较之前两者具有更强的韧性（resilience），对于失望的抵抗能力和维持适应能力更强（Miceli & Castelfranchi， 2010）。因此，希望不只是一种对未来抱以积极感受的情绪状态，更不是妄想与乌托邦，如希望哲学先驱恩斯特·布洛赫（2012：2）所说，“希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这种积极的活动具有双重指向，一是能动性（agency），即获得目标的能力；二是路径（pathways），即实现目标的手段与策略（Snyder， 2002）。

　　相对而言，希望与欲望（desire）较为接近，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欲望作为学术概念往往出现在精神分析领域，如拉康的欲望图示，其力量建立在已然存在的潜意识基础之上，而希望的潜力则建立在“尚未”（not yet）发生之事所产生的预期动力之上（Miyazaki， 2004：14），两者的时间观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在经验层面，欲望概念预设了人的能动性，直接指向“一个欲望的主体”，而希望的实现往往还取决于其他主体，如上帝、机会以及他者的实现。欲望急迫而又持续地驱使着主体，因而极易向焦虑、恐惧等情绪转化，而“希望是有片刻停顿的”，“能将我们从焦虑的期待中解放出来”（Crapanzano， 2003）。许多学者将希望与“相信”（trust）结合起来讨论，认为很多时候希望只是一种“相信的感觉”（Eagleton，  2015：41），是一种相当保守与务实的情感。可以说，希望的路径基于多元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形成，强调却并不夸大主体的能动性。

　　基于此，一些希望人类学者将希望实践处理为一个流动的过程，关注它的发生、演变及相应影响，强调行动在结构限定下展开，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产生。这一思路不仅有助于克服既有研究的二元论倾向，还能够将希望与一众近似情感区分开来，展现其在情感研究谱系中的独特性。

　　首先，不确定性是希望实践得以开展的前提。这是因为只有当人们拒绝宿命论，不认为自己完全没能力控制自己生活之时，希望才会出现在行动中（Giraud， 2007）。更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必须长期存在甚至持续增加。尽管希望劳动（hope labor）、延迟经济（delayed economy）的相关研究也将希望处理为一种实践，但它们认为不确定性只是一种例外、暂时的过渡状态，会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被克服并转化为声誉名望，诸如无薪实习、创意性工作就是如此展开的（Alacovska， 2018）。可见，即使时间周期相对漫长，上述研究仍然预设了行动的预期逻辑结果，将关注点放在尚未实现的美好愿景之上。相比之下，希望人类学却逆向关注最差的情况下将如何，希望由此应当被视作“以应对不确定性为中心的日常实践”（Alacovska， 2018），因而始终保持着开放状态。

　　其次，既然希望实践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希望人类学的提问方式常常就是“在看似难以为继之处实践如何维持”。日本学者Miyazaki考察了斐济人在无法得到土地补偿，反复遭遇认知失望之时如何满怀希望地长期投入抗争，他认为希望是一种知识生产实践，可以被概念化为“对知识进行时间上的重新定向”，也就是根据未来形成知识以理解并组织当下的一种实践（Miyazak， 2004：9）。这一思路反映出希望人类学试图揭示经验现象的荒诞外壳之下理性的一面。然而，Miyazaki的概念化无法说明希望实践的特殊性，任何实践都可以解释为基于某种意图的知识定向，焦虑、恐惧和愤怒似乎都有可能形成某种行动策略。不过，这一遗憾却为后继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对于“希望实践”的概念化依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人类学家通过提倡“希望实践”路径，既反对将希望视为内生于个体的情感，也反对将其视为加剧参与者自我妄想与剥削的意识形态与治理技术，而是将注意力从“尚未”挪至“当下”，从“目标”挪至“路径”与“行动”，以理解希望如何融入平凡的日常实践，如何源源不断地调动起人们的能动性。受到希望人类学启发，本文意在处理“希望实践”的两个层次：其一，对尚未达成之目标抱以积极预期，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理性实践以克服不确定性；其二，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未来和意图会失去指导意义，希望不再具备实质的目标内容，而是变成一种纯粹的内在动力，包括实践过程中随机产生的各种策略性行为。前者有其清晰的目标和路径，后者指向一种失去目标之后的开放状态，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希望发生流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并综合前述研究，本文将希望实践操作化为以下三个层面：对于“尚未”的积极预期，克服不确定性的理性实践，遭遇认知挫折后的行为韧性。

　　在惯常认知中，希望总是与某种单一、固定的目的关联，作为一种人的内生情感置于静态的分析语境之中。人的实践有其特定目的，但有目的不一定有动力，停留在目的论层面的希望概念没能覆盖过程性的实践问题，如何将遥远的目标一步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活动，这一问题并非不言自明。

　　当素人主播在直播间里不断建构并重复着“创业神话”时，人们总是习惯将素人直播的热情完全归因于一个遥不可及的“财富梦”。当在实践过程中遭遇挫折和失败时，一时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消退，很难保证主播在直播间的活跃度。所以仅仅将素人主播视作被激情驱使或无力对抗资本的非理性群体，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何能在毫无起色的直播活动中坚持下去。本文尝试在希望实践的流变过程中兼顾考察结构与能动，回答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第一阶段，我们将素人主播还原为一个个理性个体，他们对尚未达成的目标抱以积极预期，并相信有切实可行的路径能够达至目标。这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希望实践的空间、行为如何在技术条件下生成？技术平台中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主播们的目标、路径和行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素人主播的努力不见成效，在遭受认知挫折后，目标和路径逐渐模糊。这一阶段的希望实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能否维持直播间的日常运营？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网络田野调查法，于2020年12月—2021年5月间，参与、观察了13位素人主播的直播实践，并于2021年12月回访了其中部分主播，这些主播均在抖音平台展开直播创业，想要或正在尝试带货。所选样本从抖音课程群、创业助力微信群及抖音直播页推荐三种途径获得，以求尽量兼顾样本的活跃度与随机性，样本粉丝量在几十到过万之间不等，属于典型的“底层”主播，样本选择覆盖了备播、稳定开播、弃播、复播四种类型，主要参与、观察方式是定期在主播直播间停留并与主播互动（包括加入主播粉丝团、为主播亮灯牌等），并在主播下播后不定时地展开访谈，记录相关内容和体会。

　　另外，在素人主播的创业生态中，平台与第三方培训机构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在创业动员、知识生产、社群维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还访谈了一位字节跳动DOU+业务板块工作人员（下文简称D），以及两位从事抖音课程教学的培训老师，并对后者提供的课程资料展开了内容分析。

　　2019年10月底，抖音把直播权限开放给全部用户，同时降低了电商带货门槛，不论粉丝数量多少，所有人都可以在抖音上零成本开播。不过，即使对于素人而言，通过互联网“淘金”的方式也不在少数，促使主播们入局抖音直播的关键，还在于财富梦如何实现。

　　随意点进一位高人气主播的直播间，都能看见公屏上持续滚动的留言和不断点亮的灯牌，这些可视化的景观代表着变现能力，建构出一个“遍地是黄金”的美好世界。就像“铃子”主播事业的开启，始于偶然刷到的一次直播——屏幕中的主播“苏乐”正在教大家利用一款数据分析软件查询抖音的“达人带货榜”，在界面加载的过程中，上榜主播的直播销量、销售额、粉丝数、收益逐一显现。榜首主播既非明星，也非企业号，却实现了直播日销售额5008.3万元。“苏乐”迅速下拉着榜单，高声喊出一个个天文数字……“铃子”向我们复述了这一场景，并反复表示自己深感震撼。类似的场景每天在平台上轮番上演，吸引了一批批壮志满怀的“淘金者”为之驻足。对于主播而言，通过抖音直播致富不是空中楼阁，不仅有海量成功范例可供参考，而且范例们以直观的量化数据证明了这一行业的巨大收益。

　　更关键的是，范例们还常常建构出一种“草根叙事”。以一位主播直播时常说的固定句式为例：“五年前，我也只是一个从农村出来，在加油站上班的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000多元。感谢抖音这个包容的平台。到今天，我拥有了3200万粉丝”，这种叙事通常以三段论形式展开，首先介绍自己发迹前平凡甚至落魄的经历，通过大量使用“农村人”、“没文化”、“没背景”等相似能指以导向单一的所指“草根”，其次指出抖音平台开放包容的特质，最终以今昔对比的形式建构出“普通人也能实现财富梦”这一神话。草根叙事在头部主播间十分普遍，意在揭示直播行业的低门槛，让素人主播们意识到财富梦不仅诱人，更具有可实践的现实性。直播既不要求资金投入，也不需要学历履历，任何身无所长者都可以无条件开播，相当契合素人群体在缺乏社会与文化资本时的求职需求。我们所观察的主播“Ylan”就是接受到了这一讯号才决定开播的：“我看到很多普通的宝妈都赚钱了，我感觉我现实生活中各方面应该还不错。黄小米儿（一位头部主播）那么普通都能做起来，他们可以，我应该也是可以的。就对这个特别有信心。”

　　正因如此，素人主播群体内部十分多元，既有家庭妇女、小店老板、培训老师、大学生，也有年节在家的务农、务工人员。这些异质个体来自不同家庭、地域和阶层，却为了同样的财富梦决定投身抖音平台。

　　比如实体店老板“宝妈”是因为主业受到冲击，想要通过直播寻找新的出路：“我和老公经营着一个旅游票务公司，疫情以来生意不好。我就想着能不能通过直播赚钱，不管赚多赚少也能打发一下时间，或许还能减轻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

　　而一名经常外出务工的农村母亲“小小鑫”，在过年回乡期间也开始了直播，这种灵活的工作形式还给予她兼顾母职的便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要告别伸手大师，实现财富独立。因此我想选择一个既可以带孩子，又不嫌弃我没有文化，没有‘米’（抖音平台对“钱”的别称）的平台。”

　　在素人主播们看来，直播成功的条件只不过是“脸皮厚一点，嘴皮子利索一点”，这种“胜券在握”的心理动机在技术平台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

　　一方面，为了鼓励素人入场，抖音官方倾斜了相当一部分资源。抖音平台不断推出“开播流量扶持”、“榜单排位赛”等一系列针对新人的特别活动，并定期发布全民直播任务，通过流量与现金奖励不断激励主播提升账号活跃度，完成规定动作。不仅如此，诸如“快速变现”、“致富新途径”、“直播经济新浪潮”等口号也多次出现在抖音官方推介口径之中，这些术语被主播们广泛习得并接受，常常被他们用来解释自己的开播动机。可以说，在“每个人都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号召下，无数普通人受到鼓动并怀揣梦想入场。

　　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算法”的技术逻辑论证了素人主播成功的可能性。所谓“去中心化算法”，简而言之就是内容由权级平等的全体用户共同协作、相互评价，流量分发则以评价结果为基础完成。在这里，直播间的“人气”是大数据算法不断加权的结果，只要能被看见，就有被更多人看见的可能。

　　主播们相信，抖音平台的底层技术逻辑是一种更加扁平的流量分发机制，对缺乏粉丝基础的新人更友好公平，使得他们也有机会触及流量端口。即便大部分素人主播实际上难以真正理解“去中心化算法”的专业内涵，但这并不妨碍它通过各方宣传渠道逐渐演变为一种对技术的既定认知，这种认知将技术平台解读为公平竞争、值得一搏的场域。对于这些无法走在技术前沿的主播来说，抖音无疑为错过多个风口的他们提供了难得的补偿机会。有鉴于此，很多素人主播在直播时都习惯把“感谢抖爸爸”、“感谢去中心化算法”挂在嘴边。

　　Mattingly（2010）认为，“希望的时刻”植根于“有关进步的许诺”（promise of progress）。尚未实现的希望必须通过“许诺”的中介，才能转化为当下对未来的积极预期。正是通过海量成功范例所提供的量化数据、草根叙事以及平台的技术逻辑与宣传话语，财富梦才从缥缈的海市蜃楼变为真实、可感且可达至的目标，并与素人主播的阶层状况及渴望财富的心理形成完美耦合，从而对他们做出有关致富的切实许诺。尽管主播大多没有互联网从业经历，作为“数字移民”的部分主播甚至在智能设备与新兴媒介平台的使用上也表现得极不熟练，但在这种许诺的作用下，主播们并不把通过直播致富视作痴人说梦，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有技术依据、政策保障、范例背书的理智之举。这正体现了福柯所认为的知识形成之关键，即看得见、说得出这类层面的功劳，表明了实实在在的经验能够发生（米歇尔，汉森，2019：导言1）。所以，尽管流量尚未到达，财富还没降临，主播们对此却充满了乐观而坚定的预期。由此，抖音平台完成了对社会各阶层最广泛、最有效的入场动员，初步打开了希望实践的空间。

　　对于大部分初涉直播行业的普通人来说，要成为一名主播，从技术操作到直播流程都需从头学起。为了学习与直播相关的“知识”，新人常常徘徊于“抖音推广助手”、“创作者服务中心”、直播培训课程、干货类直播间等多个学习社群。身处高度不确定的技术环境中，主播们既会产生担忧、焦虑甚至恐惧，也会满怀希望地寻求改变。

　　在抖音上，既呈现出显性的算法逻辑，又充斥着难以解释的“玄学”。直播间能否获得好成绩，实际上更像一个充满“机缘”、“造化”的过程。有时，同一账号在不同时间直播相似内容，数据差异可能很大。有时，直播间数据十分可观，但是主播并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触发了平台推荐。可见流量成绩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让人琢磨不透且难以复制。一次，主播“开心果”偶然“跌入”万人流量池，她全然不知自己为何受到流量的眷顾。她既不确定哪些直播内容能够引流，又担心贸然开播会导致流量流失，甚至出现了恐播、惧播的心态，最终错过了短暂的红利期。在创业助力微信群中，主播们就此展开讨论，他们并不欣赏“开心果”的行为。在他们眼中，这个令人振奋的故事是去中心化算法的最佳佐证，它确认了算法面前人人平等，而“开心果”本人的表现实在令人惋惜。“宝妈”表达了自己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认为“开心果”“能力配不上她的运气”。可见，一次失败的流量体验，造成“开心果”具有压迫感的情感状态，却也同时带给他人正向的激励。

　　正如Kleist和Jansen（2016）所言：“虽然不确定性可以被视为一种痛苦，但最终它也是希望的先决条件”，不确定性既会导致主播们陷入“未知”的焦虑，又带来一种“尚未”的希望。只不过区别于焦虑，希望还与信念相关，这种信念认为：“当下所做的事情很重要，尽管它可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都无法被我们提前预知”（Solnit， 2016：xii）。换句话说，一种信念建立起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因果关系，提示当前的所作所为具有很大的潜力，是通往未来的重要路径，从而将一种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转化为当下的行动动力。

　　那么，在抖音直播间里，“未来会更好，所以当下很重要”的信念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技术平台会通过各种数据、案例、排名向主播展示“未来可期”，各类官方推广工具的效力也主要体现在对“转评赞”数据的提升之上，这促使主播“可儿”无数次设想：这一场的数据做到了“四个九”（即超过99.99%的直播用户），下一场是不是即将打开流量池？这一场直播用户破百，下一场是不是就能破千、破万？主播们深信，做好每一场直播的数据，就可以让平台看到自己的商业价值，进而就能在下一场获得平台的更大推流。主播们普遍接受了这种逻辑，就像“Ylan”总结的那样：“流量是很贵的，我投100块钱的DOU+，系统才给我推100个人。如果它给你推两三千人，那肯定会把这些流量给到能创造价值的人身上。数据就能代表价值。”因此，数据就是请求平台给予流量倾斜时无比正当的理由，也就构成了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唯一路径。在这一阶段，主播们感受到了技术平台的不确定性，同时却又相信“做数据”是克服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

　　为此，每次下播后，主播们都会细致分析后台数据。在访谈过程中，“可儿”向我们展示并讲解了她近一周的直播数据记录，其中的“本场直播的观众来源”一项至关重要。观众究竟是账号原有粉丝，还是通过直播推荐或同城推荐进入，关系到流量与直播定位之间的匹配度。彼时“可儿”上播前会列好详细的内容提纲，为的就是提高代表“自然流量”的“直播推荐率”，因为“随便聊天的话，后台不知道给你推什么人，流量池就很难打开。我之前老是聊天，它（平台）可能认定我是娱乐博主，就一直给我推同城……同城进来的都是想看帅哥美女，想线下见面的，留不住，不是我的目标用户”。

　　主播们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懈努力，此时希望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情感体验，而是构成了理性实践的内在动力。在这里，所谓的“理性实践”就是主播们一系列“知识化”的行动，包括学习和适应直播流程、话术、节奏等，其核心要义在于提高数据。为了学习如何做数据，新人常常辗转于多个知识社群，并且需要紧跟平台规则的变化更新调整。因此，主播们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不同社群的知识千差万别、难以分辨。具体而言，抖音官方立足社区发展，试图鼓励、引导用户生产优质内容，故强调“内容为王”能带来自然流量，内容便是数据的最佳来源。直播培训课程、干货类直播间则部分地反对官方立场，针对普通人缺乏内容创新能力的困境，主张要尽可能地利用算法加权规则，以此研发出一系列做数据的“土办法”。这些办法易模仿、好上手，适合没有内容创作能力的新人主播。素人主播既可以跟随上述两类知识权威，也可以结合自身经验，选择一条自主发展道路。

　　面对版本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知识经验，主播们反复判断、选择、检验和调整着直播模式，致力于探索一条最能做出数据的路径。主播“杰子”是抖音官方直播教程的忠实拥趸，她认为只要按照官方设置的议程行事，总能打开流量端口。通过大量浏览“抖音推广助手”、“创作者服务中心”上的内容，“杰子”不仅熟悉了直播违禁词名录，还学会了“账号标签”、“精准粉丝”、“垂直度”等直播“行话”。更重要的是，在“杰子”看来，自己的某次数据高峰体验也是官方知识带来的：“我今天从平台学了一招，点开创作者服务中心，有个‘全民任务’，你做完任务之后就可以蹭热门。写完文案，一定要@‘DOU+小助手’。发出去以后就发现播放量蹭蹭地涨，最后超过了5000。”

　　相较而言，“铃子”则很少摄取官方知识，“干货类直播间”的头部主播“克拉姐”、“王重老师”是她的启蒙导师。“铃子”不仅认真听课，甚至还手写了厚厚一打笔记。在正式开播前，她严格遵照导师指示，每天花大量时间趴在头部主播直播间，通过不停刷礼物、评论、点赞的方式获得账号在公屏上的曝光度，完成账号粉丝养至千人的任务。每次开播，不拉满导师所建议的四小时时长坚决不下播。所有谨小慎微的背后，都是出于对数据的重视，“流量池其实建立在你所有数据跟得上（的基础上），跟不上直播只会越做越糟”。

　　显然，人与技术的互动建构了一个如此混沌的知识空间，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路径。鉴于算法结构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其成为难以被打开、充满未知的“黑箱”，任何“知识”的有效性都不能得到即时、直观的检验，无法证实，更重要的是也无法证伪。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知识的持续生成，源源不断的群体加入直播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检验。只要有人相信某条道路可能成功，相关知识就能被兜售出去。为了在同质化的直播间里脱颖而出，“知识”开始成为直播行业内流通最广的商品，主播们不断进行“知识消费”。

　　真正投入直播之后，主播们的脑海中不再只有对“淘金梦”的初步设想，而是逐渐细化为算法权重中各种数据指标（比如播出时长、留人率、点赞数）。这些指标划定了主播努力的方向，说服他们相信技术的不确定性是可以通过做数据加以克服的。这种连缀未来与当下的信念不仅有效地消解了焦虑、恐惧情绪可能带来的困扰，还将遥远的目标转化为一系列以“做数据”为中心的“知识化”行动，即导向所谓的“理性实践”，从而希望实践初步生成。问题是，做数据的方法层出不穷，这意味着每一次知识迭代都会带来全新的消费项目。比如前一段时间大家还热衷于通过发红包、发福袋来增加直播间留存率，但是这一方法的实践效果不佳，各位主播纷纷转而购买真人助力服务。技术的复杂性唤起了人们的知识焦虑，只不过因为前方是值得期许的美好未来，一次又一次的投入便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投资”而非盲目消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获悉了希望的潜力，它撬动了一种基于未来的当下实践。

　　对于很多素人主播来说，在经历了初期的“知识化”行动之后，直播间流量依旧没有质的提升。他们所谓的“学习”除了积累一些直播话术和表达技巧之外，就是模仿时下热门的内容模板，由此在实践中结晶出一套稳定的、同质化的直播模式。这些直播间内容趋同、流程套路化，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信息，可以说素人主播们在努力经营着一个个“没有内容的直播间”。更令人失望的是，只有当一个直播间成为千人、万人直播间时，主播才能完成从投入到回报“惊险的一跃”，可是素人直播间的观众往往难以突破个位数，平台鼓吹的流量变现无法在这样的直播间实现。“无内容、无观众、无收益”成为素人直播间的三大基本特征。

　　不仅如此，许多主播还苦于知识消费与过度劳动。一来是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买课程、置设备、送福利并打赏他人，使得主播林林总总的投入远多于偶尔一两个观众的支持。二来是难以忍受的劳动强度，为了抢占流量先机，特意在凌晨开播的主播不在少数，“铃子”、“小小鑫”还曾通宵开播7小时，甚至因此患上腱鞘炎、咽炎等。由此，“三无直播间”陷入困境。一部分人断播或者弃播。然而，选择放弃并不稀奇，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依旧有不少人坚持上播，究竟是什么维系着这样一种“三无直播间”？

　　历时一年半的田野观察，我们发现很多主播们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如前所述，韧性作为希望实践的第三阶段，指涉的是对失望的抵抗能力。具体到本文的经验案例，主播的行为韧性一方面体现为自我保存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另一方面体现为身份的可转换性（transformability）（Martin-Breen & Anderies，2011：14-15）。

　　当主播们愈加熟悉规则，发现流量变现的目标难以企及，他们意识到做数据式直播思路不可持续，其直播模式转向一种开放状态，这恰恰保证了直播实践的持续。

　　“可儿”曾致力于每天做到直播数据“四个九”，因为她坚定地认为抖音“只看数据不看人，因此我的努力与收获成正比”。如今开播一年半之后，“可儿”却连后台界面都不再打开。她表示：“我告诉自己，不要抱有过高期待，抖爸爸是喜怒无常的……一直在意数据的话，绝对坚持不下去。”这种对平台的拟人化认知颇具代表性，它说明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上手过程中，主播们才愈加体会到算法技术不可把握，逐步坦然承认不确定性无法克服。

　　在算法技术带来的极端不确定性面前，未来和知识失去了指导意义，任何策略都不见得会提高成功的概率。知识消费与劳动投入不仅难以持续，而且效果很可能无法衡量且杯水车薪。以最常见的做数据项目“DOU+投放”为例，D表示抖音内部也曾受到用户质疑：“使用DOU+进行曝光之后，作者视频的浏览量与点赞量的时空分布不均……导致用户觉得可能受欺骗，数据造假。”由于DOU+算法的复杂性与业务外包，“抖音自己的部门有时候也为DOU+莫名其妙不给推荐的情况伤脑筋”。内部人员尚不清楚推流机制，更何况这群与技术核心相隔甚远的素人主播。因此，试图通过做数据来吸取流量并不可取，这反映出希望无法建立在概率计算的基础上（Miceli & Castelfranchi， 2010），主播的苦心经营只会磨灭希望。

　　在此情况下，主播的直播模式转而走向一种开放状态。首先，在直播形式上，大部分主播不再遵守固定时长、固定时段，而是利用空闲时间随时开播。由于算法推流总是弥散在各个节点，没有真正的规律，主播便干脆从“等”流量变为“碰”流量，“竹衣”说：“我只是店里没客人的时候上播，这样的话既不耽误生意，也能来直播上碰碰运气。”其次，在直播内容上，主播们不再拘泥于复刻大主播提供的干货，也很少再像初期那样勤勉地准备提纲、讲稿，更有甚者开始不做内容。如“芳姐”开播近十个月从未断播，却又经常只是在直播间里发呆、追剧、吃饭，有次还在直播过程中睡着了，在她的逻辑里，“投入得太多反而会坚持不下去”。最后，主播开始有限度地突破平台禁区，反抗固定的游戏规则。诸如“钱”、“微信”等带有交友、引流性质的敏感词曾经被认为会招致警告、限流，如今也逐渐出现在直播之中。“欧阳晶”说：“我以前生怕说了‘钱’影响平台推流，反复提醒自己要用‘米’来代替，但我看那些大主播也说，我们这些‘乖宝宝’也没有因此就得到流量，那就不再限制，播得放松一点。”她同时提到，灰色地带的规则和禁令或可尝试突破，违法与不文明用语却会直接导致封号处理，平台底线坚决不可触碰。

　　可以看到，当“做数据”式实践路径无法再明确指向目标时，主播们开始以“适度遵从”或“随遇而安”的态度开展直播，他们的安排更加灵活，准备更加简单，规则意识更加淡薄。这反映出主播正在采取一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来抵抗平台的知识消费与劳动控制。不过这种反抗依然是有限的，主播们仍旧相当警惕被平台封禁。而只要确保能够继续直播，就保留了一个变化的可能，其行动逻辑恰似詹姆斯·斯科特（2017：426）在总结东南亚农民争取生存空间时所总结的“防止最坏，期待较好”。

　　这种思路转换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最小成本”直播策略。比起精确计算的概率，含混的可能性却能保留住希望（Miceli & Castelfranchi， 2010）。只要还在参与直播，无论何种形式与内容，主播均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见机会，都能领到一张参与流量分配的入场券。从路径来看，低成本直播策略最易坚持、最为可行。最低限度的行为模式让主播们得以自我保护，直播于是变成一场“小成本、可持续”的博彩游戏，希望成为遭遇认知挫折之后仍能持续的实践动力。

　　可是“最小成本”的直播策略仅仅解释了主播如何稳定开播，许多主播为何断播后又屡屡复播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实际上，“resilience”还可以被翻译为弹性与复原力，简单讲就是遭受打击之后如何重振旗鼓。直播效果常常叫人心灰意冷，主播也经常因为生活中各种不可抗力中断直播。但奇怪的是，许多主播们过段时间后又会投身其中。这关系到韧性的另一层面——这批行动者不断停播复播，在“素人”与“主播”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

　　为何总是断播又复播？“铃子”的故事在此颇具代表性。家庭事务让她分身乏术，成绩毫无起色又令其倍感郁结，于是在2021年6月“铃子”选择停播。可到了8月16日，“铃子”再度开播，而这已经是她直播生涯的第三次复播：“不做主播时，也去找过工作，进过厂，卖过冰淇淋……一有机会就会开直播，这也算坚持吧？你会发现，直播永远是有机会的，比如前段时间他们说KTV模式推流好，那我就说明天试一下。”

　　“铃子”的表述透露出平台规则调整之于主播具有巨大吸引力。平台会不定时推出新的直播形式，如K歌、你画我猜、连麦PK等，有时还附有流量奖励，从而总是能够说服他们再次启程。这是因为，规则调整为日常直播设置了无数个时间断点，这些断点划定的是相当有限的时间范围，以至于过去和未来都不再被优先考虑，暗示着一种植根于现在、当下的希望（Charmaz， 1991：228），亦即重复之中存在着差异、变动的可能。这将形成一种持续的激励机制，每当游戏规则稍作调整，许多人便再次跃跃欲试，期待赶上新一轮风口。

　　一旦素人主播成功接收到平台规则调整的消息，当下的希望便真切地存在着，由此平台就有机会召回那些离场的主播。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媒介技术平台，抖音的技术设计十分重视用户黏性。D表示，抖音运营不仅会对流失主播进行数据追踪与内容诊断，甚至在主播活跃度降低时会将其标定为“预流失”，并据此制定一系列“主播召回计划”，这些计划通常会结合最新技术规则调整进行，“平台会下发召回任务弹窗，比如邀请主播参与新的PK玩法，或者用一些奖励来鼓励主播投稿短视频，有时平台还会发push给主播绑定的手机号，告诉他你的好友正在开播”。

　　对素人主播来说，“抖音”不仅是劳动平台，同时还是娱乐平台，其中聚合了海量短视频内容。在停播、断播的日子里，大部分人并未与平台完全斩断联系，依旧会是直播间的观众，以及短视频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即便暂时对直播失去信心，但是他们与平台之间早已产生黏性，在日常生活的碎片时间中与平台上演着密切接触。在此过程中，他们每天都能刷到有关直播创业的推介短视频，看到彼时同伴的直播动态，了解到抖音直播的最新玩法。在“杰子”停播的日子里，她仍然会时不时跟拍流行模板发布短视频，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不开播的时候，你娱乐也会刷抖音，断播的时候你也还在各种助力群里，接触了总会想要再试试。”（芳姐）“别人的坚持也给自己信心。”（铃子）

　　也就是说，素人主播均被纳入一张细密的直播之网，在媒介使用甚至沉溺的效应下，直播相关讯息能够通过知识社群、他人实践等多种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他们视野。在此，我们看到主播这一职业之于素人群体的特殊性，它并不具备固定的职业属性和工作要求，而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被放弃和召回的身份。一方面是算法技术作用下多变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媒介平台作用下强大的用户黏性，二者共同作用推动人们不断重拾主播身份。这样一来，平台能够不断动员素人开播，持续互联网社区的“繁荣”景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主播表现出了高度的行为韧性，这种“韧性”是指在媒介技术的作用下，主播身份具备了一种随时转换的可能性，直播活动具有不断被复原的可能性。

　　综上，无论是最小成本直播，还是在断播、复播之间循环往复，均体现出主播在遭遇挫折之后迸发出的行为韧性。在流量迟迟未曾到来之际，这种行为韧性意味着主播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和目标，放弃事先的计划和计算，与此同时并不会鲁莽行事，而是寻求一种“明智的机会主义”来“抓住当下的一切”（Johnson-Hanks， 2005）。可以看到，在主播们展现出韧性的过程中，是实践的可行维系着目标，而非遥远的目标驱使着实践。路径的改变必须与主体的能动性相匹配，从而保证实践得以开展下去。在此意义上，有学者颇为极端地认为希望是一种纯粹的能力与行动，没有实质内容，只有内在动力（Giraud， 2007：25）。

　　本文意在关注直播产业中沉默、失意的大多数，他们的直播实践恰似流水线上复刻模具的标准化作业，他们自身职业化与组织化程度还处在较低水平，与“创意劳动者”或“数字灵工”等热门标签也相去甚远，却构成了互联网幂律分布中不可或缺的海量小事件。考虑到许多媒介平台下沉化趋势明显，此类群体势必更加庞大。相较于既有直播研究竞相追逐具有高可见度的行业与从业者，聚焦素人主播与“三无直播间”可以为理解平台劳动的多元主体与复杂逻辑补上一块缺失的拼图。

　　就文本讲述的另类直播故事而言，起初，素人的开播意愿往往与平台鼓吹的“流量变现”密切相关，此时，主播的意愿与行为指向一个清晰可见的目标。为了克服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主播们努力寻找并规划切实可行的路径，由此投入一系列理性实践，具体表现为“围绕做数据展开的知识化行为”。然而，高度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有关直播的知识难以奏效，一部分人选择弃播，这说明某种单一、固定的目标无法产生持续的行为动力。可是与此同时，仍有部分主播表现出了较强的行为韧性。为了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本文深化了希望人类学“希望作为一种实践”的论点，一方面继续关注希望之于实践的意义，尤其是在人们遭受认知挫折之后，由希望助推的种种策略性行为；另一方面将媒介技术这一重要变量纳入考察范围，思考希望与技术关联形成的整体运作机制。

　　实际上，本文最终试图回应：技术、希望与人之间呈现出何种关系？或者说，技术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希望哲学先驱布洛赫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上帝死亡之后我们如何希望（Miyazaki， 2004：17）。就本文的经验对象而言，正是技术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人们希望的依据。与其说素人主播的直播实践是在与屏幕那头寥寥无几的观众互动，不如说他们纯粹是在与技术互动，企图采取各种措施使自己被技术标定为有价值、可推流的主播。据此，本文试图为希望人类学增加媒介技术视角的研究进路。长久以来，尽管传统希望人类学已将希望从一种心理因素处理为动态的实践过程，但其对实践过程的讨论仍局限于国家、政府、社会等主体如何与希望互动。通过本文经验案例可以发现，技术语境中希望有其特殊性。浅显来看，这场游戏似乎与成功学、心灵鸡汤共享同一套话语。细究起来，这套话语之所以拥有持续导向行为韧性的潜力，盖因其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媒介技术的逻辑，比如财富梦的可见性，劳动形式的开放性，媒介使用与劳动之间边界的模糊性，以及最重要的——算法系统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也许抖音素人直播只是互联网经济浪潮中的昙花一现，但以其为样本剖析其中的技术生态和运作机制，或许可以探知此类“新工种”的共性特征。学者意识到，希望人类学需要回应“在给定的时间与空间点上，人们能够并且确实希望着什么”（Kleist & Jansen， 2016），本文认为，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在分析框架中将技术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技术时代下希望研究的应有之义。

　　最后一点，在众多直播研究中，研究者习惯从“情感劳动”概念切入，分析主播的行为方式及其与观众的互动模式，譬如主播通过“大哥”、“家人”等话术来建构与粉丝的虚拟亲密关系。这样一来，所谓情感劳动研究其实就将重点放在了“劳动”之上，意在说明一种新的劳动类型有何特征与后果，情感在此仅仅是被管理、控制以服务于展演脚本的资源与策略，是被筹划与整饰的客体对象，从而忽视了“情感”本身的力量，如“互动中生成的具身性感受及其情感能量对劳动者的赋能”（田林楠，2021）。本研究运用情感实践路径，意在与既有研究形成一种有趣对照，将重点放在情感而非劳动之上，探讨某种具体的情感能对劳动实践做什么。对本文而言，希望不是一种被简单唤起的情感，也不是可以被获取或占据的先在资源，而是一种具有自主性以及独特演进逻辑的实践，在特殊的时间节奏与空间场所中成为行动的基础与核心。可以说，正是希望居间地存在于主播与媒介技术之间，调节着两者的互动关系，才使得主播能够适应不同阶段的技术情境以维系行动，进而使两者最终能在忽而和谐、忽而紧张的变动之中趋于耦合，希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本文这种尚不成熟的尝试，或许能为数字劳动如何运用情感视角提供另一种可能，而怎样进一步激发情感视角的研究潜力，则有待继续探索。

　　（谌知翼 李璟：《 “三无直播间”何以维系：抖音平台素人主播的希望实践》，2022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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